距今五千年前，以黄河流域为核心诞生了古老的东方文明，距今三千年前，这个文明已经发展成分封制的周朝。后来周王室衰微，诸侯混战，其中有个魏国率先废除土地公有制，土地从此为私人财产，可以随便买卖兼并。各国分分效法，土地私有制导致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周天子、诸侯、士大夫、家臣这种贵族分封制瓦解，代之以庞大的官僚系统中央集权体制，秦朝建立了。但它很快就被想要恢复贵族分封制的西楚霸王项羽推翻，但项羽最终失败，击败他的刘邦建立起汉朝，一个在秦的官僚体系基础上，略微对贵族让步的中央集权政府。

随着西汉经济的发展，民间盐铁业壮大，汉武帝从民间夺过盐铁经营权，严禁民间经营来抑制地方豪强，以加强中央集权。到了东汉，官僚集团通过举荐制这个官员任用制度将地方豪强排除在政权之外，以外戚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和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共同驾驭这架中央集权制的马车，维系着一个微弱的政治平衡。

直到汉和帝时期，废除官办盐铁，放任民间私营，中央日渐式微，而地方豪强通过经营盐铁实力大增，政治上的野心也随之加强，他们借助巨额资金贿赂宦官以冲破举荐制的限制，挤进政治舞台。官僚集团坚决反对豪强侵占他们的位置，矛头直指卖官给豪强的十常侍。朝堂上党同伐异，田野间民不聊生，四百年的大汉帝国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上。

抛开所谓的政治节操，朝廷高官的大部分政治行为都是符合自身的政治利益的，这才是唯一不变的政治游戏规则。

史书上记载所谓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而去批判腐败的宦官集团的论调，大家看看而已，不用当真，因为史书是士人写的。有选择性的正义，并不是真正的正义。

士人与宦官的关系难道是不可调和的关系吗？我们可以来看一位很有来头的宦官：曹操的祖父曹腾——这位大宦官在后世被魏明帝曹叡追封为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宦官皇帝”。

曹腾的过人之处就是能够处理好与士人的关系，他还举荐了很多名士为官，如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堂谿典等人。

最初种暠（河南雒阳人，东汉名臣。）为益州刺史，掌握了当地官员向曹腾行贿的证据，于是向朝廷举报，但顺帝刘保把此事压了下来，而曹腾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报复种嵩。

延熹四年（161年），种暠位及司徒，朝廷同僚纷纷祝贺，种暠感慨道：“我能位及三公，是曹公公的功劳啊！”由此可见，士人与宦官并非不能兼容，而是双方必须有政治智慧。

再有豫州颍川名士陈寔，曾被窦武征辟为大将军府掾。同郡宦官张让的父亲去世，本地士人除了陈寔，其他的人均拒绝吊唁，此事让张让非常感激。

建宁二年（169年），第二次党锢时，大批士人因牵连被捕，而张让保护了陈寔的生命安全，仅仅是免职回乡。

中平元年（184年），党锢解除后，陈寔仍然拒绝参政。

综上所述：在封建时代，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不能追求至德至圣，真正的政治智慧应该具备包容性。

“任人唯亲”这种官场现象古今有之，在东汉帝国更显突出。其根源就在于东汉帝国的官员任免制度——察举制。

理论上，任命官员的流程是：有举荐权利的官员将地方上有才能或品行出众的人物推荐给朝廷，再由尚书台决定任命可否。

这种制度的先天性缺陷就是：一旦某些权贵家族影响力长期控制朝廷，这种制度也就成了权贵家族的特权。这里的权贵家族的主体就是世族，同时外戚（东汉帝国的绝大部分外戚都是世族）集团，宦官集团，地方豪族（其影响力主要在地方）都能够影响到官员的选拔。

世族的影响力自然不必说。地方上的豪强则是通过权钱交易获得被举荐的机会；身居朝廷中枢的宦官们依靠皇权，当然也能轻松获得举荐的机会。宦官们当然不用掏钱，只要派人给有举荐权的官员打招呼就行。

外戚亦是如此，甚至外戚的未成年亲属都可以入朝当官。

党人的大多数人都是出身地方的士族寒门，他们的政治前途受到权贵集团的排挤，他们却很少向世家、外戚示威，反而将矛头多指向宦官集团，认为政治黑暗的源头是宦官。后人反而也是这么认为，却不能公平看待，真是咄咄怪事！

有人会问，难道那些花钱买官的世族就不会影响“举荐制度”吗？他们就不会腐败吗？是的，都是人，他们就一样会的。但必须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史书是士人写的。

很多人大概是受到小说电视剧的影响，认为“民不聊生”引发“黄巾之乱”，因此，潜移默化的将汉灵帝刘宏的黑材料都认为是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发生之前来说，以此认定刘宏的荒唐行为是政权腐败的根源，并由此引发黄巾之乱。

1.建宁元年（168年）正月，护羌校尉段颎讨先零羌；二月，段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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