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寒冬，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给整个村子拉起了白色的帐篷，家家户户的房顶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天地之间浑然一色，天空变得低矮且苍白，中间飘荡着知了凄惨而低沉的声音。

正午的太阳，红光四溢，像银针一般。照在脸上，竟有些砭骨的疼痛，让人抬不起头。照在地面厚厚的积雪上，散发出同样强烈的光线，耀得人眼睛发花，让人又低不下头。我用手指沾了一片雪花放在掌心，看上去晶莹透明，慢慢地，它融化了，变成一滴水，仍然明澈清透。

我不知道该把视线放在哪里，就像是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一样茫然失措，我叹了口气，准备回到那间吵闹又死寂的屋子里。转头间，我看到了蹲在墙角的桃玲。

桃玲是我大姑家的表妹，小我八岁，平日里喜欢跟在我身后，模仿我的一举一动，装作大人的模样去窥探这个世界。我们俩总能聊到一起去，我会给她讲学校里的故事，也会和她讲很多心事。她会说一些独到的理解和看法，很多时候，这个年仅八岁的孩童要比我聪敏。

她背对着太阳，蹲在屋檐下的菜缸和一堆石头中间，那是用来积酸菜的石头。奶奶常说，“白菜能抵百菜，只要家里有白菜，冬天雪再大也不怕。”几天前，奶奶从菜地里把大白菜砍下来，去掉老帮烂叶，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摆放在地上晾晒了几天，用开水烫过之后，又一层层整整齐齐的码放在菜缸里。这些石头是用于压住白菜的，不过它们现在也没有了着落。

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看着她用肉乎乎的小手在泥地里画圈圈。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东北的冬天，明明总是下雪，却又风干气燥，明明冷得要命，却又有强烈的阳光。阳光那么耀眼，却又晒不化地上的积雪，但偏偏能将房顶一角的厚雪变成雪水，滴落在下方的一寸土地上，将其变成一块稀泥。

我没有打破桃玲和泥土之间的默契和安静，也猜不出她在想什么。这么混乱的时候，她与这一切格格不入，像是一个没有情绪的观众，没有哭闹，也没有恐慌，表现出来的冷静和从容让我琢磨不透。

就这样沉默了几分钟后，她继续若无其事的在泥地上画圈圈，头也没抬的和我说，“姐，咱以后没有炸蚕蛹吃了。”她听脚步声就知道是我在她旁边。

我愣了一下，两串眼泪夺眶而出，像是两股滚烫的热流灼伤我的脸，我哽咽着说不出话，又强压着喉咙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炸蚕蛹是我们每年最期待的食物，它随着春节一起到来，而且一年只来一次。平日里吃的蚕蛹都是煮出来的，看着盘子里像粪便又像蛆虫一样的食物，又想到里面有一长条的黑色物体，我们连坐在它面前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用筷子夹起它，然后再放在嘴里了。

但炸蚕蛹不一样，炸蚕蛹是把蚕蛹切开，将里面的黑色长条挑出来，再裹上一层厚厚的面糊，面糊里还会搅入鸡蛋，滴入几滴芝麻油，再放到油锅里炸的金黄，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盘金灿灿的小鹌鹑蛋，我们都来不及拿筷子，直接用手抓着就往嘴里填。

而做炸蚕蛹的人，我的奶奶，也就是桃玲的姥姥，现在正躺在那间吵闹又死寂的屋子里，躺在那个黑色的棺材里。棺材放在屋子中间，像是填满了整个屋子，屋子看起来小了很多，但棺材也不大，奶奶躺在里面，双手却要搭在肚子上。

一个小时前，我坐在棺材旁边，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除了对死亡的悲痛和恐惧之后，更多的是对死亡的不理解。

之前听村里的老人说，人死之后会脸色会变得惨白，但奶奶没有，她仍然面色红润。之前听村里的老人说，人死之后会变得面目可憎，但奶奶没有，她面带微笑，仍然和善慈祥。之前听村里的老人说，人死之后会身体冰凉，但奶奶没有，我拉了拉她的手，仍然向我的掌心传递来了温度。

我看着前来悼念的人们，听着惊天动地的哭声，对死亡这件事，又多了一些不理解。

奶奶有六个孩子，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的父亲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爷爷和奶奶是单独生活的，没有和任何一个子女生活在一起，村里的老人大多都是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的，但奶奶不愿意。奶奶常说，“都是小的吃老的，哪有老的吃小的的道理。”奶奶还说，“住在一起哪有舌头不碰牙的，我哪能给孩子们当累赘。”

父辈们结婚成家之后，都盖了新房，独门独户的生活，我们几个孙辈倒是都在奶奶家长大的。我四岁那年，被母亲送到奶奶家。居住在这间屋子里的还有我的几个表哥，大伯家的杨柳文和杨柳武，二伯家的杨柳实、杨柳杰和杨柳明。

我们几个的名字都是奶奶和爷爷起的。奶奶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几个字，按照杨家家谱来说，我们这一辈，名字里应带有“海”字。奶奶说，“别叫海了，杨是树，海是水，树哪能长在水里呢，还是叫柳吧。”

东北寒冷干旱，不少树木不易存活，杨柳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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