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生，1991年出生在东城市一个军人干部家庭。我的父亲是当地驻军的一名军官，母亲是国企的一名普通女工。那个时候军人的工资不多，但家里有一名军人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因为家门口每年都会贴上居委会送来的“光荣之家”，大街小巷的人们经过我家门口时，总会带着羡慕的眼光往门口多看几眼。

我和父母亲跟着老太公、老太太住在一起，五个人住在不过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内。老太公和老太太住在外屋，把里屋让给了我的父母。而我就和老太公、老太太挤在一张床上。

父亲在部队，每周只有一天探亲日。每次父亲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带些好吃的食品和给我准备的小玩具。但有时候赶上部队演习、训练的时候，我两三个月都见不到父亲一面。

我母亲告诉我，因为生我前正好赶上西门桥处发大水，家家户户的位置又属于路高家矮的状态。等大水淹到路面上，家里的脸盆已经漂在一个成年人的脖子处了。水势很大，父亲又前往部队参加救灾抢险的任务，只能委托居委会的阿姨们带着快临产的母亲到郊区的一家医院里待产。水势蔓延了两周，天气又闷热，受灾的人们看着自己的家被淹没的惨景内心百感交集，好不容易有个家，现在发了大水导致吃住都是问题。

省政府的领导了解到东城市的受灾情况后亲自带着一行人前来慰问受灾的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陆续给我们受灾的家庭安排了新的住址。由于受灾的家庭较多，受灾人员也很多，一时间出现人多房少的情况。由于当时住房都是租赁房，城市的每一户人家都要向政府每月交租，东城市一些领导干部主动让出了他们的新居给受灾群众居住。其中，东城市卫生局的局长就把他的房子让给了我们家。这也就有了我出生后的住所，而他自己带着一家人却住到了郊区。房子虽然不大，生活条件也很艰苦朴素，但一家人总算有个安稳的栖息之地。

在若干年以后，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家里度过了两个“危险期”，一个是西门桥处发大水，另一个就是我母亲生我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风险，“剪产”。那时我不明白“剪产”的风险，直到我在医学院学习妇产科的知识时才明白所谓“剪产”对产妇的危险性很高。

父亲告诉我，母亲在临产前的B超报告显示的是胎位不正。医生告诉父亲，胎儿臀部先下来的可能性极高，当时父亲就惊呆了，这是难产非常危险。母亲被推进了待产室，直到上了手术台。没过多久，主刀医生让父亲去血库找备用血，手术台上的母亲此时情况非常危险，父亲光着脚拼命地跑到医院血库寻找备用血。当备用血送到手术室时，手术室的医护人员让父亲签署一份谁都不愿意看到的通知书，那是关于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通知书。母亲在手术台上极力要求医生放弃她从而保住我这颗幼小的生命。此时的父亲双手颤抖着接过通知书和笔，从军生涯多年的他在军校就参加过对越自卫反战，在大大小小的抗灾“战场”上也没有让他如此忐忑地双手颤抖。现在这份通知书却让他决定自己最亲的妻子和孩子的生死，他明白此时下了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签字笔在他手中滑落，父亲艰难地说了句：“保住大人。”说完就落泪了，哽咽地哭着，他知道放弃我会得不到母亲的原谅。可父亲更加明白，如果放弃母亲，将来原谅不了他的会是更多的人，包括我在内。主刀医生看着眼前身着上尉军服的父亲哽咽着落泪，他知道军人是有泪不轻弹。如此特殊的情况，换做谁都很难接受。他缓缓地对父亲说了一句，“我们会尽力保护大人和孩子。”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主刀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对母亲实行了“剪产”，而我也顺利来到这个世界。当母亲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母亲和父亲都落泪了，双方的泪中包含了复杂的情绪。父亲告诉母亲，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王生。出了产房，我就被送往新生儿室接受正常的新生儿生命体征的检测和Apgar。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还没有普及现在婴儿用的纸尿裤，大部分全是纯棉布质的尿布。而我肚子里就像有着源源不绝的水源，尿布的使用频率特别高，而父亲每天早上就要帮我洗两三个小时的尿布。没过几天，父亲就收到师部的命令要他立即返回部队执行紧急军务。母亲让父亲安心去部队执行任务，并告诉父亲这里有家人会照顾我们。其实母亲在生产后都是一个人挺过来的，我的爷爷、奶奶要照顾父亲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家的孩子，而我的外公和外婆都要忙于上班和照顾自己家务事，大半年才会过来看我们一次。

那时候母亲的奶水很少，又得不到良好的营养，没出月子就没奶水了。我只能被奶粉和水持续着人工喂养，而母亲在回到新家的途中吹了风受了凉，落下了风一吹就头疼的病根。

到了新家，母亲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和舒心。老太公和老太太看到我同如获至宝般一样，连忙让父亲去街道帮我上了户口。自此，家中每个月就多了粮票、糖票和其他物质票种。没过多久，母亲提前回单位上班，更多的原因是多赚点加班费来给我买奶粉。

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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