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村人，不善言辞，木纳呆板，有些固执，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这往往给他带来许多困扰，因为70后农村人的普遍特质，就是没有多少文化，父亲也一样。往往在做出一个决定前，别人给了他很多客观正确的意见，到做出决定时，他照样固执己见，因此吃了很多亏，只是父亲好像依然“乐在其中”，用老一辈的话说就是“记吃不记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好像挺有道理：“吃亏是福”。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他也没那么幸福，我想也许这是父亲的一种自我安慰，就好比阿Q的“精神胜利法”。

父亲生于1973年，他的父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乡镇公务员，按道理，父亲该是上学读书的，事实是他连一年级都没读完，他的父亲就给他买了几头牛，美其名曰：劳动致富。几十年了，我也没见父亲富起来，反倒只抽的起十一块的红河烟，为此父亲没少怪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记得父亲有一次跟我提起他没读书这件事，我依稀能感觉到他的内心，就好像心爱的东西因为错过了，很多年了还是觉得不平衡，他总是跟我们说：“如果当时你们爷爷给我读书，哪怕就读个初中毕业，现在我也不会这样只能给别人卖苦力供养你们”。是的，父亲很辛苦，从小我就只有在火把节和过年的时候能看见他几天，对于我而言，童年时期的父亲总是在艳阳高照的夏天和冷风刺骨的冬天带回许多好吃的，白白的大米，一块钱二十个的水果糖，还有我那一年换一次的鞋子和衣服。世人熙熙攘攘，总归是要生活的。

父亲去打工了，6、7岁的我并不理解打工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只记得妈妈带我找猪草，割牛草马草的。很累很辛苦，但穷人家的孩子，这是你逃避不了的。你要习惯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也要记得好好照顾家人。

家里养了两只猪，一只拿来过火把节，一只过年；还养了一匹马一头牛，马是大爹我们两家一起的，因为父亲没钱，所以大爹出钱我家出力，在我的记忆里，这匹马总是在清水河和磨房沟之间来来回回，大爹家是办小卖部的，生活还可以，这匹马就成了拉货的苦力，多么辛苦。每天放学我的工作就是拉着马，赶着牛，淌过村边的那条河，到对面的草地里放牛放马，晚上回家还要割一背篓的马草，我也辛苦。

通常来说，我家的牛是很乖的，偏偏我不是个安生的小孩，非要在牛生崽的时候去惹我家的牛大妈，结果可想而知，被顶的人仰马翻，我很生气，但我无法做出后果很严重这种事情，因为我家还要靠它来犁地种洋芋、种荞麦，它是大爷，我是伺候它的。我也阿Q了一回，牛大妈还是念旧情的，没有进一步伤害我，换成别人可不会这样。这样想心里就好受多了，谁叫我还是个没心没肺的小孩呢。

关于那匹马，要说的就太多了，只记得卖它那天，马尾巴已经差不多秃了。罪魁祸首当然不是我，我就是个“帮凶”而已。

大爹家来了个帮工，是个小孩，农村小孩嘛，家里困难，没饭吃，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被饿死。他姓马，时间太久了，名字我也已经记不得。他来了之后生活可有趣多了，我也轻松了许多，牛啊马啊的都交给他来放了，我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帮他一起放，小马比我大四五岁吧，当然个子也就比我高，就这样，每个周末我就成了他的小跟班，牛吃人家庄稼了我去赶，马跑了我去追，把我累的。

每天早上我们都会背一书包的洋芋，也就是土豆作中午饭，这中午饭可不全是进到我俩的肚子里，每到星期日，我哥就要去乡里的中学去上课，现在想来神奇的很，我哥他不在家里吃了再来非要来跟我们两个一起在山上烧这没啥味道的洋芋吃，那时的阳光很温暖，那时的我7、8岁，洋芋很香，山里的水很香甜。

父亲回来了，带了百斤大米，两斤猪肉，一双回力鞋，我又有新鞋穿了，母亲却不许我穿，她说：“开学了再穿，穿花了老师同学要笑话的”。于是我郑而重之的把我的回力鞋放在床头，谁也不许动我的小回力鞋。晚上母亲把两斤猪肉炒好摆在火塘边，弟弟忍不住拿了一块放进嘴里，把他给烫的，嘴巴呼呼的只吹气，却怎么也舍不得把那块肉吐出来。我是老大，可不能表现的那么贪吃。弟弟三岁，不懂事，我原谅他了。

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我的回力鞋在不在，幸好，还在。真高兴父亲回家了，我破天荒的起了个大早，屁颠颠的跑到父母亲的房间里咚咚咚的敲了半天，敲半天没人应，原来母亲早就起来做饭了，又敲了几下，只听见父亲在里面吼：“再敲给你把鞋丢掉”。我的回力鞋谁也不能动，算了，睡个回笼觉吧。

关于我的弟弟，还是要提一提的，小我三岁，清清秀秀的，从外表来看还是挺照人喜的，但往往长得还行的脾气总是有点不怎么样，弟弟也不例外。每次父亲叫他去买烟总是要给他点小费才使的动，对此我总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是性格使然；当然所谓小费最终也在我的淫威之下成了一人一半的各种小零食，美其名曰见者有份，下次我请，总之我是不会承认跟一个小屁孩骗吃骗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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