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暮雨拎着塑料盆走向筒子楼尽头的公共水房，雨水顺着破败的屋檐滴落，溅在她的帆布鞋上，浸湿了裤脚。水房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老旧的水龙头滴答作响，锈迹斑斑的墙上贴着皱巴巴的招租小广告。

她蹲下身，把带着机油污渍的工服浸进肥皂水，双手用力搓洗。冰冷的水刺激着指尖，她咬着牙，手臂用力到发酸。斑驳的镜子里映出她低垂的眉眼，水珠顺着发梢滴落，像一场漫长的雨季，困住了她的青春。

“你看你，像不像条浸水的猫？”

秋雁南倚在门框上，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手里转着半截钢尺。她左耳戴着一只黑色助听器，右耳却没戴，仿佛在提醒所有人她的不完整。

李暮雨没理她，低头继续搓洗。

秋雁南叹了口气，把棒棒糖取下来：“又被车间主任骂了？”

“不是。”李暮雨轻声说。

她今天在流水线上犯了错，把浅粉色和米白色的布匹分错了，工头训她色盲，讥讽她“活该没人要”。她抿紧嘴唇，没顶嘴，只是沉默地站着，直到身旁的秋雁南替她撕碎了体检单，甩在工头脸上

“色盲怎么了？”秋雁南冷笑着，“你们厂长还是秃顶呢，影响工厂形象了吗？”

李暮雨没笑，手指搓着布料，直到洗衣粉泡沫蔓延到指尖。

回到宿舍时，已是深夜。

309室的窗户破了一个角，她们用《上海服饰》杂志糊上，风一吹，封面上的模特皱成了一团。李暮雨坐在上铺，翻开枕头下的旧《新华字典》，里面夹着一张褪色的糖纸。

是母亲留下的。

她小时候，母亲最喜欢买一种台湾进口的水果糖，每次都会把糖纸小心折好，塞进李暮雨的书包里，说这样就不会做噩梦了。后来，母亲跟着一个台商走了，只留下一叠泛黄的糖纸和一张台湾邮票。

李暮雨把糖纸塞回字典，闭上眼睛，耳机里传来王菲的声音：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耳机线很长，缠在指尖，像一个解不开的结。

第二天，厂里发了工资，暮雨去小卖部买了几节南孚电池，给她的Walkman续命。结账时，老板从柜台下抽出一张红色的传单：“招工，夜班，工资高。”

她接过来，纸张泛着霉味，上面印着几个烫金大字——金樽夜总会。

秋雁南在她身后吹了声口哨：“听说那里有个戴翡翠尾戒的男人，碰过的人都倒霉。”

暮雨没接话，只是把传单折好，塞进口袋。

外面，霓虹灯牌在夜雨里闪烁，像蛰伏的野兽，等待着迷路的羔羊。

秋雁南耸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谁让你看起来这么憔悴呢，工作太累了，应该放松一下。”

李暮雨笑了笑，心里却还是有些疲倦。她本来是想继续沉浸在王菲的音乐里，不想再去面对这座城市的喧嚣与繁忙。但秋雁南的笑容让她知道，有时候，生活需要的不只是逃避，更多的是面对。

“好吧，那就去吃炸鸡吧。李暮雨放下心里的疲惫，点头答应。

她和秋雁南一起下了楼，走出宿舍，踏上了湿漉漉的街道。雨依然没有停歇，街道两旁的霓虹灯反射在水面上，映出一片光怪陆离的色彩。她们一边走，一边聊着，脚步踩在湿滑的路面上，渐渐远离了那座阴暗的筒子楼，朝着未知的明天走去。

但李暮雨知道，虽然她的身影在这座城市里显得渺小，但她从未放弃过自己内心的坚持。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她始终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晴空。